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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空袭拒兵痞抓汉奸:民国大学校警不容易

时间:2019-08-14 03:44 来源:未知   点击:

  他们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人,而郑天挺这位联大总务长,忠实地记录了这些不为文学家描述的平凡人。

  平日里的校警是什么模样?是手机被盗以后在学校警务室里安慰你的制服小哥?还是影视剧中对着摇旗呐喊的游行队伍挥舞警棍的凶汉?又或者是领着保密局特务闯入宿舍抓捕进步学生的阴险大叔?在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中,他们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人,而郑天挺这位联大总务长,忠实地记录了这些不为文学家描述的平凡人。

  1938年3月17日,郑天挺晨5点即起床,去赶7时5分昆明发往蒙自的火车。这已是滇越线上的快车,耗时仍需十小时,若是普通车次,得要一天半的车程。火车颠簸不堪,同行者多有晕车,郑先生身体强健,幸未呕吐,但一天折腾下来也疲倦不堪。

  是为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的事。接下来的一周,除了视察新校舍、寻觅教员眷属住房、拜访县长和商会会长、与包饭商人理发商人讨价还价之外,还有件大事,就是校舍的保安问题。

  3月25日,郑天挺前往蒙自县政府,告知分校暂不自设校警,请派保安十名,继21日与李县长晤面后,这已是第二次商谈。 李县长答应很爽快,并声明:“另有保安四十名驻扎在三元宫,距校甚近,治安决无虞。”郑先生还是不放心,复诣陆军第十六团魏团长,团长拍了胸脯:邻邑虽有匪但数目甚微,治安可负全责。

  学校流离转徙之际,最需要郑天挺这样的实干家。还在长沙临时大学时,郑先生心念的是“此次南来,决意读书,以事务相强,殊非所望”,可到了云南,北大成立驻滇办事处,他即任负责人,因昆明屋舍不足,联大文法学院暂设蒙自,他又任总干事。看来不止是校方知人善任,郑先生也存了报效之心。

  不过呢,发发牢骚总是有的。眼见校舍周遭山色如赭,涧间丛树苍然深黛,简直如世外桃源一般,郑先生感叹近来忙着与工匠市侩周旋,而未读一书未著一文,终日栖栖遑遑,常此以往,真会成为志气销沉之人。

  分校借用的是蒙自海关和东方汇理银行的屋舍,占地数十亩,按说之前均为机要部门,从整体设计到平日运行,安保均在深度考虑之中,是否郑先生多虑了?并非如此。分校环境虽好,可园庭多且广,高树夹道,又地处郊坰远山,周拱四无人声,不可不防匪患。

  果不其然,4月18日有女生遭匪劫,据其书面报告,“有青年男子五六人,一持手枪,一持电筒,劫阻前进,强胁同行”,可谓极险。万幸的是途遇老媪,呼救得免。5月28日又有学生被劫,学校不得已,只能“数十武而行”。

  校园的安保,历来重要,而现代高校完善的安保制度,自蔡元培执掌北大始。北大新成立的总务处下设庶务部,庶务部又设杂务、斋务、校舍、卫生、收发五课(日语词汇,相当于科室),与安保相关的工作分属杂务、斋务、校舍三课。

  到了1927年,庶务部又设专门的校警队,“有校警长一名,副警长一名,校警十名,经管警备、消防、维持秩序并指挥校役工匠等事”。后来蒋梦麟接任校长,郑天挺任校长室秘书,又任秘书长,前分校“自设校警”云云,不过是延续了北大的管理体系。

  1940年2月26日,郑天挺就任联大总务长。西南联大的行政由常务委员会主持,下设教务、训导、总务三处,总务处下辖事务组,据《西南联合大学总务处组织简则》规定,事务组“掌理本校物具用品之购置、分配、保管,校舍之修缮,水电之管理,警卫消防之监督、训练,校工之进退、支配、训练及其他庶务事项”。

  与北大的庶务部相较,突出了“警卫消防”之职,这当然与抗战的特殊情势相关。从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平面图》上看,东区中心位置的办公楼,就分配给了事务组单独使用,此外,校卫队部、校警室位于邻近的东北区,且都是独立单元。

  西南联大的安保体系,可分为指导、管理、执行三个层面。指导机关包括总务处、训导处等,领导者的选择着重其威望,如郑天挺、查良钊;管理机构即事务组,关注的是就任者的资历和经验,主任毕正宣,虽无显赫的学术地位,却久经历练,曾担任过河北省政府秘书及平津多家实业公司的经理,1934年入清华后,一直在庶务科工作,南迁后还担任了清华“平校保管委员会”主席。不过此人有些油滑,乃至许多分内之事仍需郑天挺亲自出面。

  执行部门就是校卫队、校警队,队长人选更注重其军事素质和基层军官组织能力。如联大校警队长尹廷喜,毕业于中央军校五分校,曾任排长、教官;后来的副队长刘云,毕业于中央军校教导编队军士营,曾任特务排排长。

  此外,因时遭空袭,学校还特设防空委员会,校警编入警备组,具体的任务包括“空袭时哨所之固定,空袭警报时必要疏散门之开启,紧急警报后出入门之关闭及交通管制,偷窃及火灾之防止,汉奸行动之监视与汉奸之捕捉,其他灯火之限令熄灭,灯火管制纪律之维持”。

  然而,安排归安排,起初的执行力并不强。1942年3月17日,郑先生刚上完课,忽闻人声噪杂,赶紧出门查看,见联大一帮学生正在群殴两人。此两人状极俗恶,不类上等人,虽如此,郑先生还是急忙制止,询问周围何故,有说他们污辱学校的,有说偷窃的,莫衷一是。

  人群稍微平静,忽然又来一群学生自事务组拖出一人,此人衣冠齐楚且甚魁梧,但被一击而扑倒在地。郑先生急以身蔽之,并高声呼止,责众人不守秩序。还有一二人在外围喊打,郑先生金刚怒目,喊声方止。当时情形甚凶险,郑先生日记中尤有后怕:“幸诸生未加手足,否则恐有生命之虞”。

  接下来就是劝散同学们,将三人交校警室,并约谈校警队长。原来是这么回事:联大地质系四年级学生李广源,原籍山东,头脑甚灵活,与人合伙开了家“圆通旅舍”,近日与杨某发生了债务纠纷。今日杨某带了几个人直扑宿舍觅李,而李已去了曲靖实习,他们又找到李的朋友孙昌熙,声言奉市政府令前来捕人。

  孙惧不敢往,求助于毕正宣,劝之再三,但杨某极为蛮横,同来者尤其嚣张,坚欲逮捕出校。毕正宣偕之前往总务处,又有几人出面相劝,杨某仍咆哮不已。后毕正宣遁去,围观的同学甚众,莫不愤激,噪聒乱起,杨某即被扑倒之人。

  总务处诸公坐下分析,“此昆明之所谓架票,上海之所谓打降,北平之所谓虎事也”。除呈报校务委员会及市政当局外,又就教于联学教授蔡枢衡。蔡先生专攻刑法,言杨某有数罪:冒充公务员、妨碍公务、私擅逮捕,但本校同学也脱不了干系,“殴之,大误”。今所顾虑者有二:一为杨某向法院起诉,二为其私行报复。为本校同学安全计,对策也有二:致函市府寻求谅解,并以律师名义向杨某警告。

  不过蔡教授惯见风浪,揣度杨某“未必敢有动作,彼无动作则不如从缓”。一切果如他所料,事情不了了之。此事实为校警不得力,既没有阻止外人入校,在杨某寻衅之际,也没有将其驱逐,差点酿成大事故。于是当年秋季,郑天挺与毕正宣约定检阅校卫队。

  一行人集合进山,先点名,继训话,最后打靶。打靶者十二人,标靶相距五十码,中三枪三环者有六人,各奖励毛巾一条,郑先生赞叹“校警得此亦难得也”。

  有意思的是,校警们请郑先生一试身手,郑先生固辞不得,乃发一枪,竟也没有脱靶。而后共用午饭,值烈日炎炎,校警队长欲移桌入屋,郑先生坚拒之,晚上在日记中表明心迹,“聊示与士卒同甘苦也”。

  校警们的表现逐渐有所改观。1942年9月18日,有后方勤务部的一整连士兵欲强住昆中北院教室,校警尽力劝阻并立即报告,郑天挺嘱其避免冲突,然事关重大,还是得总务长亲自出马,到场时,“则军队已站满操场,并破南食堂之门而入矣”。

  不由得脑补《茶馆》中兵痞来犯的画面,但实际局面并不难堪。郑先生赶紧约谈连长刘某、邓某,慰劳之后约定两条:其一,校具不得破损移出;其二,星期一(当日为星期五下午)需腾出以便上课。两人立即表示遵执,并愿负全责,“两君皆湖南人,甚有礼貌,其言尤可悯,有求发慈悲之语”。

  此后,联大安保部门应付军界人士愈加游刃有余。1944年4月27日,晨间有某军人欲入校访友,校警阻之,彼此发生口角,校警扣留其胸章。军人遂引其同伍者十余人前来,不仅持械,还肆口辱骂。校警避去,学生不服气,上前与之理论,一时情势汹汹。郑先生到场后,一面命同事致电宪兵司令部,一面看住其官长并责令其将士兵解散,一面劝住学生。军人散去后,遂将胸章还其官长,一场冲突顿时消弭。

  到了1944年下半年,曾有男女学生各一,在新舍南墙外为着军装者四人所劫。校警队获讯后收集线索出捕,香港六和开奖现场直播,竟获其一,并扭送宪兵大队,这个时期的校警竟有了侦缉能力,已远超一般警卫水平了。

  校警的职责除了常规的值守、巡逻之外(如1942年10月30日,校中自安宁购米二百石,即派校警驻守),有时还有额外分配的任务。1942 年12月郑天挺大病一场,虽有同事悉心照料,可他孤身南下,一些倒便桶的粗活仍有不便,幸好校卫队派来校警唐荣华侍候,稍稍接触之后,郑先生察觉他“人甚诚笃”,“余又可安心矣”。唐直到来年1月4日郑先生痊愈后才离去,服务可谓尽职尽责。

  校警不属于正式的公教人员,日记中虽未记载其具体收入,但从战后高校的薪金构成来看,与教职员相较,他们的薪俸是极微薄的。如1946年北大校警的月薪,只有专任助教的三分之一,与校役接近,清华还更低一些。

  既然学校的薪水不高,就得自己想点办法,比如种菜。前次打靶归来,校警队招待郑天挺的菜蔬皆自种,郑先生食毕,赞曰“别饶风味”。过了几天,校警送来茄子、扁豆,“同人自炊食之,甘甚,似从来无此味之美也”。又过了大半年,联大的教授们都吃不饱肚子了,可郑天挺仍惦记着校警的温饱,还特地约了生物系教授李继侗,商量着如何指导校警种菜以贴补家用,且“费时甚久”。

  北大常设“工警福利委员会”,为“办理工警一切福利事宜”;后来的校长胡适,还因工警人员薪饷事宜致函教育部,要求“拟请准将工警饷额之平均数,比照公教人员薪金调整提高,以示体恤”。然而,这所谓的“一切”,并没有什么用。

  1946年5月22日,北大已经复校,郑天挺步出东安市场,有位黄包车夫认出他来,遂雇车回家。途中车夫以实相告,自己原系北大校警,后改门房,抗战中仍在伪北大文学院当工友,司吹号打扫之事,近以入不敷食,不得已于月初辞工。

  郑天挺越听越难受,不由叹息“呜呼,一夫失所,余之责也”。不过呢,物力维艰,还能怎么着呢?郑先生别无他法,只能下车时宽慰几句,并予以车费一千元(据前后日记所载,当时车费一般为四百元)。

  这个系列开始于校园事件。2018年4月,北大女生高岩的往事成为了公众话题,这让某长江学者很狼狈。那时候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面世不久,好评如潮,其中有一段若即若离的师生恋公诸于世,那种发乎情止于理的隐忍,让人好生缅怀旧时大学的荣光。

  同月央美百年校庆,《八十七神仙卷》首次全卷展开,日记曾记载了画作在昆明遭窃;11月文夕大火八十年纪念,长沙临时大学如何躲过一劫,这一切都在西南联大往事中。(更多文章请点击作者主页查看)

  随读随写,有精明能干却惹了教授们众怒的校长太太,抗战时黔桂线逃难的赵氏一家,还有联大后勤部门让人头大的人事纠纷。这一篇写的是西南联大的校警,是武大校园保安大哥的前辈,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。